有多少市民知道，二月二十八及二十九日，立法會已通過四個法案：《公共地方錄像監視法律制度》法案(簡稱：天眼法)、《修改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法律制度》法案(簡稱：版權法)、《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法案(簡稱：私框法)、《修改第10/2000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法案。
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對全澳市民或教師造成影響，甚至是自身的權利將被削弱，但是，在整個審議立法過程中，反對聲音微弱得難以聽見，情況令人擔憂。原因何在？是澳門人接觸不到相關資訊？是澳門人意識不到嚴重性？是澳門人認為反對也是沒有作用？
新的法律有可能淪為侵犯、削弱人權的工具，讓政府將來可以「依法辦事」，為所欲為。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政治學副教授仇國平指出，香港也出現類似的現象，估計是源自同一的政策，例如：香港現正審議的《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被批評是「網絡廿三條」，限制二次創作等。
至於，本澳的新聞媒體在立法過程中，有否提出預警，擔當守望者的角色？能否提高市民的危機意識？曾任記者的仇國平指出，香港和澳門的新聞編採手法不同，澳門的報道往往是官方的論調先行且較詳盡，具爭議的內容卻被置後且篇幅較小。香港的卻常把爭議放在顯著位置，吸引「讀者的眼球」。
就算具爭議的內容被報道出來，也要經過發酵才能成為公眾廣泛關注和深入討論的議題，例如：香港被稱為「名嘴」的電台烽煙節目主持人，每天就新聞報道邀請嘉賓和聽眾討論，指出問題及危害所在，甚至與官員對質，從而將新聞發酵成為熱議的題目。仇國平指出，澳門傳媒在這方面較薄弱。
另外，立法涉及法律專業，仇國平認為，本澳法律界應可提出疑問、解釋和意見，但是，葡國法律學者和律師的聲音很少出現在中文媒體。他指出，若立法工作存在憲制或人權等問題，香港的律師公會和學者往往表態或發聲。單是港府提出的立法會議席出缺安排，香港的律師組織已多次發出聲明反對。
為何民間團體又沒有意見或抗議行動呢？仇國平指出，若支持者均不覺得事件的重要性，不覺得問題與自己有貼身關係，既然民間團體的利益不影響，更沒有理由發出聲音。此外，坊間早有一種說法：「派錢派到不反抗」，若有人反抗，別人又會視為，「反抗都只是為了錢，收到錢就不反抗」。
要問澳門為何與別不同
新聞媒體「失職」、專業界別「失語」，民間團體「失蹤」，還有其他出路呢？近年，香港出現青年抗爭者，發起一場又一場的社會運動，保衛菜園村、天星和皇后碼頭等，他們認為社會面對的問題是分配是否公義，他們重視的是家園、歷史、自主和尊重等。
澳門有沒有可能出現一群自發的、無政黨背景的青年，爭取人權、自由、公義等價值？
「沒有。」仇國平稱：「看了自己的學生在做甚麼，不認為他們會是這類人。」他提出，要問的是為何澳門與別不同，不是問為何香港與澳門不同。「香港是很正常的，因為，自由的地方就是這樣，自由是好東西，當然要爭取自由，人權是好東西，當然要爭取人權。這是常識，不用思考，為何要解釋呢？」
仇國平認為，與很多自由地區的相異之處，澳門是不談甚麼人權、自由、公義等高尚的價值。曾有政府人員向他表示，香港的律師已有很好的收入，為何還要「搞事」提出諸多甚麼意見和批評：「關他們甚麼事，賺多些錢更好！」仇國平補充，說這話的人已接受過高等教育，甚至是取得雙學位的。
究竟，澳門擁有著甚麼價值呢？「現時的價值是將中國政府官方的價值套在澳門。」仇國平指出，特區政府既沒有著力發掘本地價值，就算找到也會將之演繹，與國家的價值融合。他指出，由於香港是文化、經濟、科技、商業、宗教的中心，所以，內地難以將香港融合，澳門卻不然。
「保衛松山燈塔，保衛甚麼呢？其實都是保衛一些價值，一些集體的記憶。」仇國平認為，可從個體開始，可從發生在澳門的小事件中，透過新聞報道和沙龍討論來發掘它們反映著甚麼價值。可幸的，他注意到，澳門還有很多規模較小的團體，為一些價值而努力。如：維護動物權益的組織，成員們將自己所有的奉獻給弱小的一群，不為錢、也不為名，更不涉政治利益。
「推動人權、推動民主，其實不是依賴一班推動民主的人，是依賴很多社會團體，他們覺得自由等價值是很重要的，那些自由價值可能是保護小動物的權利、保護病人的權利、保護性工作者的權利、保護弱勢社群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等等。」仇國平表示，很多相關團體觸及的是公平不能昭彰，權利受到剝削等，只是他們沒有連結一起。
若惡法再來，怎樣辦？仇國平提醒，來年便有立法會選舉，民間可編制約章，將捍衛人權等高尚的價值或反對的法例羅列出來。參選人簽署的，便將選票投給他/她，若不簽署的，便呼籲不予支持。這手法可影響立法會議員的取態。「即使答應了也可以不守承諾，但是，到時可以追問：你答應了不做這些事，為何現在做呢？你答應了不支持那條例，為何又支持呢？」另外，市民也可考慮透過司法途徑，將違反基本法等的新訂法例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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