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機會，令原本沒有拍片知識的專上學院講師──何穎賢，在數年內成為三齣紀錄片的導演。她認為，紀錄片是介入社會的工具，引發觀眾認知不公義的社會事件和弱勢社群，進一步思考和改變。希望藉著自己的影片，將本地及外地關注她拍攝題材的學者或組織等形成一個網絡。
二ＯＯ六年，何穎賢從香港到澳門理工學院出任社會工作課程講師，為了在六年內完成關於針筒注射毒品的博士論文，她與本澳的社工外展隊落區探訪，剛巧遇到吸毒者注射藥物，便把過程攝錄下來，用於學術研究。當時，她手持的是「傻瓜相機」，更是她首次使用錄影功能。
何穎賢與針筒結緣
拍得該片段後，何穎賢決定進一步拍攝她的首齣紀錄片，錄影了逾七十小時的片段，製作名為「被遺棄的針筒」，參與澳門文化中心舉辦的「澳門紀錄新勢力」，獲得「澳門製造二ＯＯ八」的最受觀眾歡迎獎。之後，她亦帶著這齣近一小時的影片，到外地出席以「減低傷害理念處理濫藥」為主題的會議及影展。
何穎賢指出，在外地影片中，吸毒者注射藥物的鏡頭是很普通的。「濫藥者」的人生是很豐厚的，經歷了很多人的眼光。在我們的社會裡，卻很少他們的聲音，只有是犯法，或是戒毒，傳媒才會訪問他們。」過去三年，何穎賢持續接觸吸毒者，察覺到很少人願意認真聆聽他們的心聲，就算是吸毒者之間也是信任不足的。
要得到受訪者的信任是很困難的。何穎賢坦言，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最大的挑戰，她的情緒也受到吸毒者的影響，覺得很沉重。例如：三年前願意面對鏡頭受訪的吸毒者，今天仍浮沉毒海，其前排的牙齒已全部脫落，再不願意在鏡頭前受訪。早前，何穎賢徵求該受訪者同意公開多年前的訪問片段，得到的回覆是「我信你。」她聽後覺得很感動，決意要更小心處理受訪者的片段。
何穎賢及製作團隊曾赴外地出席紀錄片的提案大會，介紹計劃開拍的第四齣紀錄片「莫失莫忘」(Dope & Hope)，由於預告片內有注射毒品的鏡頭，一名亞洲的買家斥責：「為何拍攝濫藥者？他們是罪犯，應該把他們禁在監獄。為何紀錄片名是Dope & Hope，吸毒者有Hope(希望)嗎？」
經歷那五天的提案大會後，何穎賢的製作團隊深深感受到：「原來，拍攝濫藥者的紀錄片製作人，都會被歧視的。在那個提案大會中，我們拍攝的題材被視為不可愛。不少買家認為那群濫藥者根本不可愛，連拍攝團隊也變得不可愛。」原本，對提案大會懷有「天真」的期望，何穎賢最終笑言：「以為紀錄片很正義、公義，我一直想透過影像揭露不公平，原來，紀錄片也有另一種是很商業的。」
二ＯＯ九及二Ｏ一Ｏ年，何穎賢以「女移工」、「10到90女流之輩」兩齣紀錄片參與「澳門紀錄新勢力」，前者獲得「澳門製造二ＯＯ九」的評審大獎和「二ＯＯ九澳門國際電影節」的最?紀錄片，後者獲嘉許「澳門製造二Ｏ一Ｏ」的最受觀眾歡迎獎。
望作品能引發思考
「我想扯觀眾落水。」紀錄片是何穎賢介入世界的工具，她希望自己的紀錄片能挑戰觀眾的固有觀點，引發思考當中的議題，並作出相應的改變和行動，而不是只有一時三刻的感動而已。另外，也透過紀錄片建立本地和外地網絡，例如：外地的組織或學者、本地的官員等曾因紀錄片「女移工」而聯絡她，望能進一步了解本地外傭的情況。「女移工」將有機會第三次訪台播放，何穎賢計劃與紀錄片的其中一位主人翁前去交流。
何穎賢指出，有些攝影師只著重鏡頭運用，沒有導演的信念，也有些攝影師承受不了敏感題材的衝擊，根本不認同受訪者，又缺乏堅持下去的理念，兩者均增加了合作的難度。另外，有些敏感的受訪者不信任他人，故不能有攝影師在場，她只好自己操作攝錄機。她笑稱：「導演某程度上是孤獨的，與撰寫博士論文一樣。」
以吸毒為題的博士論文定要在十個月後呈交，何穎賢雖暫停紀錄片的工作，但仍要跟進「女移工」光碟的發行，望能引起更多關注。她也藉此「休拍」的時機，重新反思過去三年的製作歷程，處理當中的掙扎及疑惑等，並探討如何整合學術調研和紀錄片製作。
澳人紀錄片可不限於本地題材
何穎賢認為，澳門人的紀錄片不只限於本地的題材，也適宜包含澳門人在外地拍攝的。另外，澳門其實有很多紀錄片的題材，她認為九澳的飛灰事件是值得拍攝的，可探討澳人的消費模式、政府的環保、醫療政策、九澳青年機構的弱勢等，但礙於趕撰博士論文而打消拍攝的念頭。然而，她注意到，關注環保等社會議題的紀錄片，始終僅佔本地紀錄片的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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