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推廣協會副理事長陳錦鳴日前表示，憂慮有市民誤解基本法而濫用示威權，影響社會穩定和諧，建議基本法列入學校的強制課程，培養學生對基本法的正確認識。
何謂濫用示威權，是很值得商榷。有感於政府權力過大侵犯人權，西方以至中國法制過去的發展，是透過法律、憲法、以及國際條約約束政府公權力的運用，並明文規定居民的公民權利的內容，以司法及政治方式確保公民權利不受侵犯。換言之，法制的發展方向，是防止濫用公權力，而非包括示威權的公民權。就以澳門為例，基本法27條保障澳門居民有集會、遊行、示威等表達自由，並無有關「濫用示威權」 的定義及應對方法。至於適用於澳門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1條除了保障和平集會的權利外，還規定此項權利不得限制。
另一方面，「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1條亦規定，倘若行使示威權，會影響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示威權就有需要限制。要留意的是，公約是用上「限制」二字而非「禁止」。在澳門的法律下，示威權亦受法律限制，例如，遊行集會的路線及地點需要民政總署及警方批准; 為防止影響政府正常運作，某些地點按法律規定不容集會遊行。只要是合乎法律規定，根本就沒有「濫用示威權」的可能。若現時有人在組織或參與示威違反法律，例如傷害他人、破壞公物，警方大可將之拘捕，並交由檢察院及法院處理，無需基本法推廣協會操心，更無需將基本法列為學校必修科。
市民參加示威集會，往往是由於政治制度未能吸納他們的建議、或未能將他們的建議付諸實行，唯有走上街頭，將建議向公眾及媒體表達，透過媒體的報導爭取更多市民支持，並向政府施加壓力，務求政府接納自己的建議。回歸不久，澳門政府把兩個有民選成份的市政會取消，減少公眾向政府表達建議的途徑。雖然近來政府增加不少諮詢委員會，但委員會委員只是重要社團的領導而非民意代表，並不能代表市民向政府表達建議。再者，或因政府的保密制，或因委員自身的問題，委員甚少向公眾就政府政策收集建議。再者，委員會在影響政府政策的效能，甚至連委員本身亦覺不滿。以去年巴士服務費加價為例，有交通諮議委員會委員在電視時事節目中坦言，他們都是被知會巴士服務費即將加價，從沒參加過應否加價的討論。既然現有制度缺失如此，市民以集會示威表達不滿正常不過。
再者，示威集會往往對社會民生發展有正面幫助: 日前廣東省江門市有數千人上街，抗議核原料處理廠的興建，結果市政府將建廠計劃擱置，解除廣大包括澳門居民面對的核威脅。去年反巴士增加服務費遊行及街頭簽名主辦人士，除要求政府擱置巴士服務費加價外，還建議加價必需與巴士服務掛勾，最後政府採納建議，並於今年引入巴士服務評鑑。本年6月30日「倒陳」遊行後，警方封鎖主教山阻止市民散步前往陳麗敏官邸方向，並拘捕其中六名市民事件，突顯警方法治觀念薄弱，在無法律授權下封山，侵犯市民行動自由，並且未能按照法律，向被捕人士講出所犯何罪。如果特區政府領導對警權濫用事件足夠重視，封山事件正正是改革警隊的契機。
日前教宗訪問巴西，被問及對巴西青年早前參加大規模示威的看法時，教宗給予充分肯定，認為有助推動社會進步。示威集會本是政府了解民情、市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紐帶，政府及社會領袖應予鼓勵。限制示威令下情不能上達，只會積壓民憤，為更大規模更大破壞性的反政府行動埋下伏筆。
仇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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