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在表達對新聞自由的擁護時，喜援引美國前總統傑弗遜的名言：「如果讓我選擇有政府而無報紙，或是有報紙而無政府，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但很多人並不知道，傑弗遜在一七八七年說這句話時，還沒當上總統；饒有趣味的是，當他成為總統後，卻曾在信中對友人寫下「我今後絕不會再訂任何一份報紙！」的晦氣話。從傑弗遜擔任總統前、後對報業態度的轉變，我們可領略出政府與媒體間微妙的關係。亦可證明屁股（位置）決定腦袋此話一點不虛！
我們的新聞局長出自傳媒界，當必清楚傳媒運作，亦知道新聞自由的重要，但在今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的動作中，卻忽視了新聞工作者對此的憂慮，在未經與業界充分討論便匆匆進行所謂「商議式民意調查」，結果落得「專業組」冷待，調研機構也承認得出「沒代表性結果」及「市民組」不知為知，不知所云的尷尬場面，完全印證香港調研專家所言：「不是每個議題都可以作「商議式民調」。
新聞局長拜官後，不以自己才智學養促進保障新聞自由，推動特區向更開放、更文明社會發展，反之卻只向「管」字下功夫；貴為政府副發言人，亦未盡好及時發言（或協調有關部門官員發言）之責，有壞「陽光政府」名聲，令人遺憾。筆者認同稱為「捍衛新聞自由」的前線記者交與局長信的內容，其中如：「當你不斷口口聲聲說，修法「並無既定立場」，但我們看到的，卻是惡法民調中充滿預設立場及誤導性的提問，故意矮化、中傷新聞從業員的人格和道德操守，以及背後昭然若揭的企圖和野心。」
又如：「我們很想相信，這次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的目標如局長本人所言，是要「加強保障澳門的新聞自由」。然而，新聞局何曾保障新聞自由和記者的採訪權呢？你可能忘記了，零七年五‧一遊行開槍事件後數天，新聞局明知故犯，派員到澳門電視台插手新聞片段和特輯的編寫工作，你可知那是極其嚴重的新聞審查和監控行為？」
還有：「我們看到的，是政府近年炮製大量新聞「鱔稿」，以單向發布的方式弱化傳媒功能；不少有高官出席的會議或官方活動，已不再安排記者到現場採訪。我們深切憂慮，官方的傳媒策略已明顯轉向：就算見到的，記者想問也問不到；見不到的，更不用怕會有記者問。當局建立的這道「銅牆鐵壁」，不斷試圖收窄採訪自由和公眾的知情權......」都是切中要害。
一場超爛的「商議式民調」走過場了，可以預料都是枉費心機，調研的結果缺乏認受，挾民意以遂加強控制傳媒之圖或受阻，但政府下一步又怎走？我們新聞工作者務必關注。雖然「惡法」未必加害今天我們這「循規蹈矩」的一代，卻會貽害後來者，制約了特區向言論多元社會的發展。
東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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