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府忽然主動提出修改新聞法規，箇中又可能損害新聞自由和公民的表達自由時，傳媒以至社會應秉持甚麼基本原則來捍衛應有的自由呢？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指出，憲法、基本法、國際人權公約已界定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其中，新聞自由的核心作用和價值，就是體現在傳媒監督政府上，故政府不能、亦不該去干預這監察權。
監督政府 限權不妥
若新聞自由與其他價值 (如：公共秩序、社會道德等) 出現衝突，在一些特定的條件下，政府是可以限制新聞自由和管制傳媒的。(其中一項特定條件是政府要證明，限制措施是在民主開放社會所必須和迫切性) 不過，杜耀明強調，無論執行那一種限制措施，也不能削弱傳媒監督政府的權利。
他表示：「如果，政府管制傳媒的方法，涉及一些不合理的法規，運用不合理的手段，得出的結果不合理，都會直接影響新聞自由的操作。」那麼，傳媒是否「無王管」呢？杜耀明說，新聞機構和工作者與每一個市民一樣，皆受法律規管。若做出侵犯私隱、誹謗、藐視法庭、發布假消息等行為，也需負上法律責任。
舊事重提 借故修法
政府多次聲稱，由於《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已有二十年歷史，當中規定的「出版委員會」及「廣播委員會」至今未有設立 (因當年遭到業內強烈反對而擱置一旁)，所以需要展開修法程序。杜耀明反問，若有某些條文一直未有執行，為何現在又要執行？「葡萄牙當年為你制定的法律，現在才要執行？這不是理由…… 最重要的是現在有否需要。」
不少地區設有與上述兩個委員會性質類似、由民間組織的新聞界監督和仲裁機構，處理行內或行外的糾紛和投訴。不能忽視的，是澳門特區政府雖義正辭嚴稱：沒有既定立場、重視新聞業界取態、保障新聞自由；然而，本澳傳媒與政府的關係千絲萬縷，被批評「扯貓尾」，如同「合拍的舞伴」。在這情況下，新聞界是否適宜設立這類民間機構？
公民社會？
實是政府延伸的建制
杜耀明認為，最關鍵在於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真正意義是一個獨立於政府的、屬於民間的、由民間組織、參與、活躍其中的空間。但是，如果一個公民社會，處處已滲透著政府或建制的力量，嚴格來說，那個已不是公民社會，而是政權或建制延伸的一個部份。
「所謂公民社會，只是假的公民社會。」故此，縱使有人跳出來組織民間的新聞團體，聲稱進行自我管理，那只是一個假象，現實卻是建制假借公民社會的名義去管制公民社會，是官方以另一種民間形式管制公民社會，進行干預新聞自由，長遠損害大眾知情權。
問題情況 問題民調
澳門的公民社會既不成熟，是否恰當為修訂兩法而展開商議式民調？「那其實是一個很有問題的做法。」杜耀明強調，新聞自由是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但觀乎現時修法種種跡象，更多是窒礙傳媒行使權利，削弱其監督政府的手段。他指出，縱使，民調結果有百分之九十支持某些損害新聞自由的措施，那措施始終都可能是違反憲法。
杜耀明認為，較有「意思」的做法是先在行內充份討論，得出一套可操作的內部監督機制後，再邀請公眾參與商議。他指出，在一般情況下，當社會出現一個重要的議題 (如：保障私隱)，先要詢問社會有需要修法，經過公共議論，才決定是否啟動修法程序。然而，行政長官今次決定修法前，既沒有公開諮詢新聞界和廣泛討論，修法理由何謂「莫須有」，其決定後的一切已「名不正，言不順」。
規管互聯網 吃力不討好
對於政府有意將互聯網納入法例，辯解是為了保障在網絡發放訊息的自由，這種論點甚至得到本澳學者的倡導。杜耀明不認同上述論調，他指出，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不是依附在媒體，公民有權在任何一個媒體──街頭、傳統媒體、新媒體 (互聯網) 等發佈訊息，這原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
「不是修訂後的法例給予，你才有權利，那法例不給予，你就沒有憲法保障的權利？」杜耀明表示，看不到有甚麼需要特別立法管制互聯網，因為，現時已有法例懲處色情、誹謗等罪行。他提醒，不斷有新的技術可以繞過網絡管制，政府就算是投入大量資源，極可能管制不了。
「現時可以管制的，將來也可管制得到，現時管制不到的，就算引入新的法例，都是管制不到的。你 (政府) 要管制互聯網，只是做了一些東西，可能覺得自己安全一點？」杜耀明也指出，新興媒體與傳統媒體的「遊戲規則」各異，不應將兩者之間劃上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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