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長在一個再婚、隔代教養的家庭，是一名前博彩從業員、是一名病態賭徒過來人、是一名自殺未遂者、是一名社工學生。
因為母親的早逝，自小在外婆的溺愛下長大。高中畢業時，正值澳門賭權開放，在父親的要求下，不得不放棄學業，投身於每天在充滿紙醉金迷的博彩業。三班倒的工作時間、工作上的苦悶、人際圈子漸漸狹窄，莊荷的生活過得十分沒趣。使得行業中的很多人會去追尋屬於我們的樂趣，這種樂趣是用金錢堆砌而成，我們會用金錢去博取尊重，我們會用金錢去展示自己的自由和存在。我承認不一定所有的博彩從業員都選擇這種方式過活，但是對於那時入世未深的我，則選擇了這種方式。可能對於那時的我來說，金錢是很容易得到的，擁有大量的金錢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才能與別人不一樣。在同事的引誘下，我開始了賭博，也代表我的金錢價值觀也開始扭曲。我變得目空一切，以為任何事情都可以用金錢去解決。由於自小與家人分隔兩地生活，與家人的關係十分疏離，那時的我認為家人對我的好，是因為我每個月交給她們的一張張鈔票，所以我期望以更多的鈔票換取家人的重視。我相信自己有別一般的賭徒，我是專業人士，因為我每天都是生活在賭場，面對林林總總的賭局。剛開始的時候，真的如我所想，我總是會贏。在賭場裡，我得到我想要一切，得到我想要的金錢、得到我想要的尊重、得到我想要的吹捧！我還記得我曾經一夜之間用五百元贏到了十萬，那個晚上我身邊都圍滿了人，每一個人的目光都注視著我，我成為了全場的焦點，每個人都在稱讚我。那一晚的感覺，是我從來都沒有試過，甚至至今我也忘不了。
隨著投注的籌碼越來越多，我由最初的長勝將軍變成了輸家。我也慢慢從沒有家用交回家，變到要向同事借錢，再變到向高利貸借錢(只要你有一張賭場的員工証，你很容易便借到錢)。欠下的賭債越來越多、被公司開除了、家人把我趕出了家門、父親登報跟我斷絕關係、曾試過露宿街頭，但我還不知悔改，依然沉溺在賭博的世界裡，而那些曾經跟我說我們是好朋友的“同伴”，也離我而去了，一無所有的我試過好幾次自殺。最後，我接受了社工的輔導，是她令我知道，未來的路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去面對；是她令我知道，我不是別人眼中的垃圾；是她令我知道，只要我不放棄自己，我的未來仍然充滿希望；是她鼓勵我與家人修補關係；是她鼓勵我重拾起荒廢已久的書本報考社工！在面對自己賭博問題的路上，有這名社工的一路陪伴，我才能勇敢面對，才得以重新步入正軌，開始我新的人生。
當初，我報考社工的想法很純粹，只是想幫助一些與我有著同樣經歷的人們。但在這快要接近四年的學習生涯裡，令我知道這個「幫助」並不是那麼的簡單。社會工作的專業本位是運用心理暨社會的角度，關注個人「人在情境中」之狀態，利用多層面的介入的助人進路去協助案主處理其與環境互動所產生的問題，擴充案主生存姿態，提升案主的社會功能。然而，在《社會工作者專業認證及執業註冊制度》的第二諮詢中，社會工作局代表對外僱社工的解說，不免令人感到擔心。社工是一門專業的工作，在向服務受眾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必然會牽涉到當地的法律、文化、社會環境等。澳門是一個神奇的地方，有別於鄰近地區，以本人的個案為例，作為一名外僱社工，在不太了解澳門的前提下，是否能夠明白當中的前因後果？是否能對案主提供適當的介入？澳門人資短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作為一名社工學生，我明白業界對外僱社工的爭議並不是自私的表現，而是以服務受眾的福祉去作出考慮。作為一位曾經的服務受眾，我關注的是當外僱社工輸入時，社工業界的質素能否得以確保，案主的問題在不受註冊制度監管的外僱社工服務下會否仍能被看見、被聽見，案主是否仍然具有選擇權、是否仍能將自身之想法試行。在此，本人希望政府能理解社會工作是一個以案主福祉為優先考量的專業，在外僱社工問題上能多作考量，以釋除公眾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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