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天前，警員喝令記者不能在街頭拍攝其執勤情況，又要求出示記者證，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事件引起記者不滿的原因之一，是新聞局早在二ＯＯ七年取消記者證，警員近年卻常要求出示那證件，實有阻撓採訪之嫌。治安警察局則回應指，已傳達記者證被取消的訊息，由於該局有四千多人，可能有警員未深入掌握相關訊息。
情況確有改善了。在日前的十一遊行中，已聽不到警員要求出示記者證。不過，在新聞界中也出現應否重發記者證的討論。有意見認為，取消官方發放記者證的制度是先進的決策，在很多言論自由的國家，如歐美等也沒有官方發證制度。
不過，由新聞局組織、以新聞界高層和老闆為主的「新聞界考察團」，在盧森堡參觀考察期間傳來一則「新聞」，其編排先是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長陸波認為，設立新聞評議組織是澳門新聞界的努力方向，繼而，澳門論壇日報副社長丁卓智贊成盡快設立相關組織，重點是規範傳媒行業資格，包括發放記者證等。
上述言論是幫了或害了本澳新聞專業的實踐？澳門是中國的一部份，討論本澳的新聞發展，不宜與中國新聞過去和現在的發展抽離。在近代兩個政黨執政期間，透過官方或民間機構統一發放記者證，均被批評是政權控制新聞的手段之一。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在《從今天起新聞言論自由了！》一文指出，國民黨在一九四三年公佈了《新聞記者法》，對傳媒嚴加管束。對記者的控制，主要通過記者資格的認定和記者證的批准、核發和吊銷，這大權握在國民黨政府內務部和由他們一手操控的省、市「新聞記者公會」手上。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今天如何呢？
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在二ＯＯ五年公布、二ＯＯ九年修訂的《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新聞採編活動，須持有新聞出版總署核發的新聞記者證」，而內地的記者證現時則由該署統一發放。
錢鋼在《壟斷採訪權 是為了封鎖資訊》一文指出：「筆者曾打一比方：內地對傳媒的控制是『四張紙控制』，一為『出生證』，即對報刊刊號的批准；二為記者證，即對從業者的資格認定；三為『委任狀』，即對媒體主要領導者的任命；四為『死亡證』，即對不聽話媒體的封殺令。這是實行多年的傳統控制方法。」
他認為，「控制記者證的發放，是為了壟斷採訪權；壟斷採訪權，是要在源頭上控制資訊的傳播。新聞管制者一廂情願地以為，牢牢抓住記者證的發放權，就能給所有報道新聞的人戴上緊箍咒。甚麼資訊可以放開報道，甚麼資訊應當遮遮掩掩，甚麼資訊必須嚴密封鎖，就全由他們說了算。」
本澳新聞界老闆和高層與政府的關係如何融洽？本澳傳媒的表現如何專業？本澳民間社團如何獨立？業界人士近日大談新聞評議會和統一發放記者證的原因何在？純是因為考察後感觸良多，或是其他原因？似乎，新聞局的外地考察安排相當「成功」，至少可引發業界進一步的倡議和思考！
若所謂的「新聞評議會」真的組成，由其審核記者資格，從而發放及註銷記者證後，將來與新聞界「大圍」編採方向有異的傳媒和工作者，會否受到結構性的壓抑，微弱的多元聲音會否被噤聲。這是一個令人擔憂和警惕的議題，需要有危機的意識、獨立的分析和抗爭的勇氣。
雷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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