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天事件、西灣湖綜合旅遊發展項目、巴士服務費加價所引起的爭議，反映現時由上而下、半封閉的諮詢式管治模式，已經不能有效回應社會的訴求。日益頻繁的社會行動，顯示市民對政府的政策制定方式及施政失誤漸失耐性; 現行政府決策架構亦不能提供充足渠道，讓市民參與社會事務。
今天澳門的管治模式，類似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行政吸納政治」: 政府將親政府人士吸納進入行政會、立法會、以及諮詢組織內，就政策諮詢民意。與香港當年不同的是，澳門政府坐擁龐大儲備，能夠以大筆公帑資助社團，令社團在財政上依賴政府，削弱社團的獨立性，減低民間反對政府及公共政策的聲音。
同時，政府透過選擇性發放消息、增加對傳統媒體財政投入等方法，令傳統媒體報導有關政府的新聞傾向正面，塑造支持政府的民意。在制定政策時，或先行委託專家撰寫顧問報告，透過專家的肯定，增加政策方案的含金量。對於非建制力量，往往採取不屑一顧的態度，或間中委任聊聊可數而又低調的非建制人士進入諮詢組織。另外，某程度的新聞自由，令市民有批評政府的平台，政府藉此建立開明姿態。
然而，被吸納人士能否按著自己的專業，應否向政府提供中肯及具代表性的意見很成疑問。近年公開政策諮詢、諮詢組織比澳葡時代增加許多，組織內包括建制派社團領袖、社團的二三梯隊、以及各行各業的精英，他們無論在公職的進一步發展、所屬社團的資助、以及自己的業務及職業生涯發展，都十分依賴政府的眷顧。政策剛出台時，無論政策多爛，他們當中不少會透過媒體，爭相誇讚政策。對政策不滿的建制中人，又不會公開批評政策，以致政策未能完善。
再者，建制派人士的社團，不少都會參加立法會選舉。如果他們對政府盲目支持，有可能得失選民而影響選情，因此不會全天候為政府保駕護航。另外，政府往往以保密為由，拒絕向外界透露與政策有關的資料，令委員不能向外界就議題諮詢意見; 諮詢議題由政府全盤控制，市民及諮詢委員無從干預。委員在諮詢會議中往往只能就政府提出的政策，就大原則泛泛而談，到政策出台前始被知會具體內容。既然政策的具體制定自己沒有參與，自然不會為政策辯護。被委託撰寫顧問報告的專家，也沒責任解釋政策。他們撰寫的報告，政府內部又缺乏人才就質素把關，對報告不求甚解，因此出現政策及顧問報告出台後被市民強烈質疑，官員無力招架的窘態。
今日澳門市民對參與政策的訴求，已經遠超於七十年代的香港市民。 互聯網的興起，一方面令政府愈來愈難透過影響傳統媒體影響民意，另一方面市民無需透過傳統媒體便能了解政策、討論政策、就政策進行分析、動員群眾批評政策失誤、甚至阻止政策的落實。由於市民知識水平日益提高，他們有時對政策及政府行為的認識比官員還要多，令官員無力應付市民的質疑，單憑「行政吸納政治」，已經不能促進有效施政，維持管治的權威。
要解決困局，政府須以由下而上取代由上而下的管治模式: 除了要擴大政制民主化外，政府要增加公民參與社會事務的空間，讓市民可以自行提出諮詢議題。同是，政府要創造更多的渠道，讓獨立的民意及專業的意見能反映在政策制定的各階段內。為了令市民發表更有見地的建議，政府需要改革保密原則及方法，讓市民可以就政策掌握更全面的資料。政府官員亦要學習，如何引導市民發表意見，應付市民的質疑。當市民感覺到意見被納入政策，政策出台後自然不會反對。
仇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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